沈书枝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乡了。趁着暑热中短暂的平静，带小孩回家住上一旬。
甫一回来，头一夜凌晨为鸡声唤醒，“咯喔喔——”在深夜模糊而脆弱的困倦中，洪亮而略带悲哀的声音从窗外响起，和着远处别人家的鸡声，一声接着一声，这才发现，原来是爸爸又养了一二十只鸡。其实一回来我就看见它们，只是那时还没有想起鸡叫这件事，这时且意识到有好几只公鸡，鸡笼就摆在我房间正对着的场基上，是以听得这样真切。
我的房间窗外是家里的场基，房门连着堂屋，床头和堂屋只一墙之隔，确切是家里最吵的一个房间。每年回家，我都会痛苦地发现，爸爸又养了一大堆家禽，让我夜里睡不着觉。前年是上百只鸭子，每天天蒙蒙亮就嘎嘎嘎嘎嘎叫着要人放它们出去，直到有人起来把它们放到池塘里去为止；去年是一群大鹅，天亮时叫声嘹亮如一个营的军号，在人的鼓膜里反复振荡；今年则就是这群公鸡了。本来，夜里我就难以入睡，以至到鸡叫时，常常不是还没有睡着，就是刚睡着一会儿，于是只好躺在床上，从三点到五点，听着公鸡们几乎只是稍作停歇，一声接一声地挨个打过自己的三遍鸣。这时天已经蒙蒙亮，爸妈也起床了，把它们放进发白的黎明里，而后是他们说话、做事的声音，直到他们把家里的事大概弄清，到田里去做这一日的农事，鸡们也散开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咯咯咯咯叫着觅食。屋子里又恢复短暂的宁静，我才感到重新涌来的睡意，在小孩没有醒来之前，抓紧时间，模糊睡上一会儿。
因为没有精神，回来的头两天我几乎没有出门，除了早晨起来，骑电瓶车去镇上给家里买一点东西之外，就都闷在房间里。白日里太阳烤得火热，也使人出不得门。出发去镇上时，通常是八九点钟，这在乡下已是很晚的时间，太阳已照得人身上发烫，但怕小孩觉得无聊，无论有事没事，我差不多每天总要到镇上去一趟，买些小孩吃的零食，想象中爸妈需要的东西，拿快递，回来也不过四五十分钟。回来后我打扫卫生，把开了一夜空调的房间门和窗户打开，打开风扇，让空气流动起来。现在，即使是在乡下，我也要把自己房间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桌子整理清楚，为的是有赤脚在房间里走或随时在地上躺下的自由，使有些挣扎的心能恢复少许秩序，不至为那眼目所见的凌乱淹没。不多时小孩便要求重开空调，他比我怕热，有时在房间玩着，大滴大滴汗珠便顺着额头淌下，于是门和窗户重又关上，空调重又打开，但白天的屋子仍使人心情稍加明朗，从窗户透进来的光使得屋子显得通透明亮，仿佛空间也随之扩大了一些似的。屋子里那么凉，对映着玻璃外耀目的光线，使人感觉到仿佛人生中如同一层薄膜般隔着的不真实。
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偶尔从房间走出来，去外面收一趟妈妈早上晾好的衣服，那么一小会儿的工夫，也觉到太阳投在薄薄的皮肤上那脆热的焦灼。怕衣服败色，妈妈把它们晾在楼房的阴影里，常常在太阳晒到之前，风就已经把它们吹得焦干了。夜里打鸣折磨我的大公鸡们，白天就施施然躲在门口树荫下睡觉，或是在场基上、空地间踱来踱去，低头觅食，间或打一声悠长的闲鸣。看见它们这么悠闲的样子，我忍不住跟妈妈抱怨，夜里那鸡吵得人睡不着觉！妈妈说：“那鸡笼是离你窗子太近了，晚上叫爸爸一起把鸡笼移一下，移远些，大概会好些。”那天黄昏，妈妈就叫爸爸一起把鸡笼抬起来，往场基角落移了一点，避开我的窗户。从那以后，虽然每天凌晨还是会听到鸡叫，但那已是我自己的缘故，鸡鸣声小了许多。
到黄昏时天渐渐凉下来，如果有风，六点以后会感觉凉爽。小孩被拘了一天，这时常要出去玩，于是我又推出电瓶车，带他到上面或下面村子，沿著村道漫无目的地骑一会儿。村子四面全是稻田，这时节碧绿森森，几乎看不到人影。白鹭从稻田和远处大坝子的竹林上空飞过，山斑鸠在路边停着，见人靠近，便惊飞拍翅，落到稻田上空的电线上，发出温柔的“咕——咕——”的吞鸣。夹杂在山斑鸠随处可闻的咕咕声中，时不时传来强脚树莺极为清脆流丽的一啼，却总是看不见它们的身影。燕子也总在飞着，家燕和金腰燕，许多是今年的新燕子，学飞后还不久，在清晨和傍晚的村子和田畈上空，或是人家的屋顶，无论何处，都能看见它们独自或成群盘旋的身影，或是在屋后电线上，几只一起停着，以喙理羽。黑卷尾常常停在路边电线上，浑身漆黑，两边长长的尾羽撇开成一个温柔的长长的“八”字。远远分岔的小路上，几只不知什么鸟在地面蹦蹦跳跳觅食，一只棕头鸦雀从路边翠绿的野竹枝间翻坠出来，可爱的圆脑袋滚了一瞬，旋即飞走。我很想去草木丰茂的地方追逐它们，却好像是生命力被压抑住了一样——虽然看上去只是我带着小孩，不方便去那样的地方或是做自己的事情——于是连停都很少停，只是往前骑。只在看到天边的云实在好看时，才停下来，短暂地停留一会。看它在没几分钟的时间里，从一段低平的积雨云上升为一团明亮巨大的浓积云，又很快从云头坍塌下去，变得模糊，最后散成一块普通晦暗的大云。
车很快离开我最熟悉的一段，去到陌生一点的村子。说陌生，其实也是少年时每次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这些年再看到，却总觉得很陌生了。过去的楼房或平房坐落在它们原先的地方，一些已经荒弃，一些里面还住着老人。这些面孔，我过去上学时见过很多遍，如今见了也觉得熟悉，仿佛依稀能从中瞧见过去的影子，只是已完全不能再记省到底是过去哪些人，或该如何称呼。好像害怕被人发现有人窥见其中的衰败，又好像一种羞赧，害怕被人认出此刻这载着小孩从路上经过的人，就是过去常常从这里走过去上学的孩子，虽然明白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胡乱思想，也总是匆匆而过。再往前是一段山坡，道旁草木暧暧，几乎要遮到人的身上来，偶有人在路边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一点蔬菜，一行大豆，或一架冬瓜。无人水塘边，遥远一角种着一小片莲藕，这时节藕花已将开尽，莲蓬结在水面上，也无人采摘。暮色渐渐笼上，将四围小山的阴影投到水塘四角，中间是那朵已坍塌下来的巨大白云，在暗暗波面上，映出一片雪白。在这样看似通达实又荒寂的路上走着，心里很快觉得害怕，却不敢在小孩面前表露出来，因为显得太胆小了，因此总是骑不了多远即回头。有时时间尚早，到了村口，天还远远未黑，我们便朝另一个方向接着骑去，在那里另外再找一条路，进去短暂流连一会儿。
这是久不在家乡生活的人的疏离，便是在生命起初待得最长久、最熟悉的地方，也已有了异乡感。这并不是说，我在北京已有了归属感，事实上，在北京的第十年，北京于我仍只有自己日日打扫和身处其中的那一小块地方是有真实感的。这种情感的内缩在这几年随着身处的世界的变化而愈益明显。詹姆斯·伍德在《世俗的无家可归》里写过一种类似的情感，在离开英国去往美国生活多年后，在美国的生活已成为他人生的主要现实，但他心里却对那里始终没有真正的联结，只有努力维持的距离，“没有过往”，“疏离感的轻薄面纱盖住了所有的一切”。然而等他回到英国时，才发现“同样的轻薄面纱也盖住了所有一切”，英国的现实对他而言已消失在记忆中，回英国的感觉像是试穿过去的结婚礼服，看看它是否还合身。
他用“世俗的无家可归”或“离家不归”来概括这种在现代十分常见的个人与家园分离。在其中，个体与家园间维系的纽带松开了，也许欢喜也许忧伤，也许暂时也许永远。它不是流亡式的放逐或无家可归，而是更轻松、更日常、更像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离家不归或偶尔回归，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不过，相较于詹姆斯这种更为清浅的离家不归（尽管它也包含了失去在其中），我的感情也许更接近于后来我所看到的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中所表达的情感。那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同时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感受到双重的格格不入）用尽全力脱离原本的社会阶层后，再回顾来路时所感覺到的割裂的悲哀与刺痛。由学校和知识为代表的上层阶级的行为范式，与他自身所处的平民阶层的行为范式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作为条件，他必须和他的故地，也就是他过去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乃至完全逃离。不被排斥出努力想融入的那个系统，就意味着要与自己原本的世界分离。“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种与原本更低的阶层分离的痛苦，更接近于我们这一代农村人通过读书离开家乡的经历。如果不是过去的世界仍如此落后和不断萧条，也许我也便能拥有更为清澈的离家不归的情感。不过在那时，我并未清晰意识到这点，只是感觉到一种朦胧的安慰、疏离、寂寞、悲哀或伤痛的情感，它们时时交错着袭来。这感觉在每次回家过程中都会出现，虽然并非无时无刻：看着这一小片天地中悄然变化的情状，或是遇到使我感觉伤心的事时，我常常感到这种自身与家园之间的悬置，那即是我会回到这里，其中感到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在那个黄昏我想到，虽然不能将北京当作情感的依归之地，随着时间无可置疑地过去，我在那里生活的年份却终将（甚至很快）会超过我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十八年。
这感情无法向在我车前踏板上安装的小座椅上坐着的小孩吐露，他只是在我双手和身体环拥出的那一小块空间里，感到很安全地坐着，对着路边的构树果感着兴趣，无论去到哪里，总要留意路边有没有构树，看到一棵树上结了红红的果子，便要求我无论去或回的路上，总有一次要停下来，给他折一枝果子。于是我停好车，穿过草丛，去为他折一枝最大最红的果子，给他擎在手中。我常常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构树下折果子，那旁边有一户人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仍有人住的人家之一。有一天屋子里灯已经亮起来，一个老人走到门前和他们说话，于是那家的人也走到场基上来，见我们在旁边，也走过来看。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女孩，她们看了我们一眼，见我们所做的是如此平淡而又有点奇怪的事，便又走了回去。许多燕子盘旋在旁边另一间空屋的场基上，在日落前捉飞虫吃。因为那无法再得的失落，这盘旋的燕子使我感到嫉妒，仿佛它们理应盘旋在我家的屋后、门前一样。
回去路上，已有吃过晚饭的人从家门走出来，在路旁散步或聊天，消磨天黑前最后一段时光。有一次我听到三个妇女议论我们：“带小伢出来兜风的。”明显是对这不太常出现在附近的面孔产生了好奇。很快到村口，总能看见上面大坝子和本村的人，聚在二坝埂的水泥桥上聊天。我从来也没见过我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坐在这里聊过一次天，好像他们总有永远也忙不完的事情似的。不过，我知道那背后更深的原因，那即是已在城市生活过几年的爸爸，感觉到自己已和他们不大相同。等回到家门前，夕阳已快落下去，蝉在树上集体发出这一日最响亮的躁鸣。妈妈早已把门窗全都关上，防止蚊蠓飞进家里，又一一给房间、洗澡间点上蚊香（我们洗澡时，就常常会不小心踩到放在洗澡间外间地上的蚊香盘，烫得发出一声嗷叫）。看到太阳把西边的云染得一片金黄明红，我赶紧拿起相机，爬到楼上，匆匆拍下这一日最后的光明。楼下妈妈呼喊吃饭。而后是吃饭、洗澡。我们总在爸妈房间一个四方的宜家小矮桌上吃饭，那是姐姐不要了从城市里带回来的。爸爸在田里做事，回来洗过澡后，就把房间空调打开，坐到床上看电视，余下一切归妈妈做。她不敢劳动他做家里的事情，无论自己要不要下田，都尽量独力做完家里所有事情，除非是要爸爸搭把手的。我和她一起端菜、端饭、拿筷子、拿酒杯，跑几趟把所有东西拿到房间，然后我靠着墙，在那边小板凳上坐下来，为他们从身边泡酒的坛子里各舀出一碗已泡出琥珀色的酒。匆匆吃完，我便回到自己房间里，阻止我跟父母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是电视里抗日电视剧或新闻节目的声音，小孩却珍惜这一日难得可以多看电视的时间，即便放的是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说：“公公老是看打枪！”），也总要在洗完澡后，去公公阿婆的房间再待上大半个小时。出于疲倦，以及想让小孩和祖辈亲近的愿望，我躺在床上，任由他在那边待到他不想待了为止。
白天在房间，有好多次，在陪小孩写画的间隙，我躺在床上，或是地上，听见白头鹎在门口唱歌的声音。一声接一声不歇地，一唱唱好一会儿。春天在北京的公园追寻过许多次白头鹎的歌声，现在这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白头鹎的歌声清脆明亮，是很动听的。我知道它们是在门口一棵桃树上。那里两棵桃树，都是爸爸在前几年种下的，一棵上结了桃子，爸爸学人家果园套了袋子，一个个长得很大很好，是晚桃品种，此时还没有熟，另一棵却不知为何没套，也结满了桃子，只是个头小，许多已被入夏以来陆续的雨水打得这里黑一块那里黑一块，看起来不太值钱的样子。家里没有人摘吃，于是有好几次，我站在灶屋门口，看见白头鹎们鸣叫着飞来，停在树上啄桃子吃。不过有一次，我听见声音，出来看时，却发现树上停的是几只领雀嘴鹎，而不是白头鹎。翅膀也是美丽的苔绿，只是头黑黑的，不像白头鹎的后枕上有一片漂亮的白。它们看见我，就倏地从桃树上飞走，落到隔壁庭中玉兰树上，在那无人的院中玩了一会，又飞到前面人家屋边一棵大枫杨树上，继续发出明亮的歌唱。
偶尔白天大云坍塌，也会带来一场夏日的暴雨。下雨使人感到快乐，不仅因为下雨会凉快，也因为这意味着爸爸这一天可以不用去给田里打水，而把灌水的事交给老天。每一場暴雨开始后不久，家里都会停电，有时是不知道自家哪里并线了（几天之后，是妈妈发现外面有一根电线断了，让爸爸去处理，他只是用他那一贯糊弄生活的态度把那截电线挑起来挂到竹篙上，不过后来下雨时就不再停电了），有时则是村子不知何处的电线在暴雨中发生了问题。我们把门打开，让外面的空气进到房间，心里倒也并不着急，电大概终归是会来的，只是这问题的解决要留到暴雨之后，到那时再来烦恼、探看。夏日的白天总是很长，黑夜不会那么快降临。暴雨过后，大地上暂时充满潮湿凉爽的空气，这时候倘若骑车出去，流动的空气将人裹拂其中，是意想不到的舒适。有一天，雨刚刚停下后，小孩跑到门前塘埂上的菜园里去摘菜，我跟在后面，只见隔着水塘，对面领雀嘴鹎曾停留的那棵枫杨树上，一大群燕子正在树顶不断盘旋。这棵树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时已经是一棵大树，如今更其庞大，舒展接近于一团绿云。暴雨带来的风尚未停息，把树枝吹得摇摆不定，燕子就在这气流中不断颤颤翻飞着，一边发出尖锐的鸣声，大约是在捉随着雨停后飞起的蚊虫吃。那场景十分美丽，使我感到一种仿佛从过去到现在的召唤，燕子翔集在枫杨树顶的情形，是那么多天里真正使我感到乡村生活中有活力的少数片段之一。
除我回来后的头一两天，后来田里妈妈的事已做完，只剩下爸爸每天轮流打水、修田埂、打除草剂之类，她不再下田，但家里终日的事已足使她忙得团团转。上午灶屋里已经火热，一座黑色的旧电风扇开着，吹着些有气无力的风，妈妈淌着汗，十点多快十一点就开始烧中饭。在那之前，她已经做了一日中的许多事情，洗衣服（因为爸爸的衣服带泥，而不能用洗衣机洗，要自己在洗澡间一件一件用手搓过之后再机洗），去菜园摘菜，把爸爸种的许多已经长老而无人吃的玉米全都掰回来，把玉米秆子砍倒，拖回来晒干。这玉米没有打过农药，长得不怎么样，许多都生了虫，妈妈煮一大锅，白天放在台子上，我们也都不想吃，余下的也就不再煮，都收进了冰箱里。把还嫩的豇豆摘回，在阴地里晾一晾，塞进家里买酒留存下的塑料大瓶里，加盐和凉白开做腌豇豆。拔草，砍草，就连奶奶去世后，一年中只叔叔回来那几天会有人住的旧屋前长出的高高的蒿草，她也在某个清晨拿镰刀去砍尽了，并在之后毫无意外地被我责备了一番。一日三餐，她要去外公外婆家送饭，并赶在这时间里抢着给他们洗碗、洗抹布、洗衣服、扫地拖地、清洗马桶。这几年，几个阿姨陆续从乡下搬到县城，因为孙子们上学要去县里，为了照顾小孩子们，便跟着一起搬去儿子家，或是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或是儿子媳妇在外打工，自己单独在县城替他们照顾小孩。只有三阿姨和妈妈，跟着女儿去了外面城市，离得远，不在身边。去年下半年，外公外婆在县城轮流住了半年，终因外公的脾气太差，而又送了回来。从那以后，外公外婆的生活基本上就靠几个阿姨轮流每隔几天从县城回来一次，给他们做一点饭、洗一下衣服来照顾。舅舅家在外婆家上面，不过百来米远，但舅舅显然认为这个事情跟他无关，于是阿姨们每每轮流着回来，当妈妈从姐姐家回来时，这件事情就完全交给妈妈来办。
每天吃中饭前，妈妈去给外公外婆送饭，把炒的菜小心搛两个碟子，炖的汤用一只大碗装着，上面蒙上她在拼多多上买的保鲜膜袋，叠架在大篮子里，然后挽着篮子走上去。对于她的这种行为，爸爸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自然不会阻拦她在一年中不多的回来的日子里一日三餐侍奉年迈的父母，对于一切逢年过节应给长辈的钱物也不短缺，但又仿佛总有点看不惯的样子，因为我的外公自私、胆怯，偏爱子女到昏聩的程度，实在算不上一个令人尊敬的人，而妈妈恰恰属于无论如何付出也不会得到怜爱的那几个之一，爸爸一贯以来又觉得只有他的亲属是最好的。他对妈妈把家里一切好吃的挑出来带给外公外婆，只给他留下不太好的食物的做法感到不满（据说只是因为我带着孩子回来了，这几天家里才吃得好一点，平常只有他和妈妈在家时，妈妈常常只炒一点素菜，荤菜做一点，都挑出来给外公外婆去了），却又不和妈妈说，只在妈妈上去时在我面前仿佛不经意地说两句。但妈妈不用说是知道的，她每出门前，因此总好像有点不安，嘱咐我们先吃饭，说自己马上就回来了。我在房间不动，等她回来一起吃，爸爸在他的房间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心里不知是否有所不满。他又说阿姨们无论何时来，妈妈都要把家里一切能给她们的东西，从坛子里的腌菜到姐姐们买回来的塑料袋，都要让她们带一点走，而在妈妈那里，则是爸爸看不起她的姐妹。我听着他们各自向我抱怨，口里只能安慰，心里想的却是家里到底是如何贫穷，才会使他们对这么小的事情斤斤计较到如此地步？一面越发给他们买些吃的用的回来，一面感到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爸爸那从未曾说出口的真正希望，是女儿们不可能的发财。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正午骄阳似火，走进那样的太阳里，实在还是使人感到畏惧。有两次我看不下去，说我骑电瓶车上去，妈妈百般推却之后（她推却自有她的理由，除了心疼她的女儿之外，害怕爸爸见是我冒着大太阳送上去，心里肯定要不高兴也是原因之一；而我之所以没有在一开始就说，自然也是因为知道如果是我送上去，爸爸发现了难免要怪妈妈），最后同意让我一试。我先试着骑车载她，那车却太小了，她拿着篮子坐不下，于是我试着独自带篮子上去，那篮子却又很难平衡地挂在车龙头上，没骑几步，碗里的汤已洒了些在地上，妈妈在后面心疼得大叫起来：“你下来你下来！我汤泼完的了！我讲我上去送你非要你上去送！”我只好停下来，感叹她的夸张，同时却只能理解她的这种夸张，重新把篮子交给她，看她在毒日下的水泥路上走到大坝子去。拿到篮子，她就又恢复了镇定，安慰我说：“我走上去快得很，马上就下来的。”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常常她要过好一会儿才下来。因为妈妈在一切地方，无论是女儿家、自己家，还是父母家，所有习惯都是要尽可能地把一切都打理好，无论时间是否短暂。于是她抢在这时间里给父母做卫生，又害怕耽搁的时间太久，爸爸在家要不高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会不高兴），因此总像打仗一样。等妈妈回来后，我们就一起在房间吃饭。午饭后，当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偶然走出房间，却常常发现她仍然没有休息，而正坐在后门口的楼梯上，在那里稍微的风凉之处（小时候夏天，家里没有风扇，我们总是坐在那里给家里剥豆子、掐山芋梗子，或者乘风凉）剥花生。春天时叔叔回家，从外地带回两大蛇皮袋新花生，爸爸丢在那里没有管，渐渐都变成干花生了，于是她每天趁着闲下来的工夫，在那里一点一点剥，想看看能不能剥完了让镇上油坊帮忙榨成油。这么多花生，光吃是吃不完的。我要走过去怪她，问她为何就不能让自己歇一下，知道她不会听，只有蹲下来和她一起剥一会儿。她每天倒一点出来剥，剥好的花生米，都倒进姐姐带回来的一些小手提纸袋里收起来。过了几天，有一天早上她问人借了一辆老年四轮电瓶车，自己去镇上问了问（害怕油坊的人不认识我，将直接拒绝我），结果油坊说榨菜籽和花生的机器不一样，不能帮榨。在那之后，但凡有要好的邻居或亲戚来，她总要让人倒一袋没剥的花生带回去吃，但白日只要得一点空闲，就还是坐在那里剥花生。
她在心里盘算着该在哪一天让我去看外公外婆最合适，既不使爸爸觉得她过于指使，又不使外公外婆觉得我过于怠慢。虽然外家离得这样近，走上去不過十来分钟，倘若一回来就让我带着小孩上去看他们，爸爸无疑要不高兴。虽然没有禁止过，但他是宁愿我们回来不要去外家的，一说起去外公外婆家，他就常要提起几年前我抱孩子上去，回来时想让阿姨骑电瓶车送我，结果被外公在背后骂的故事，说：“上去干么事哎！有什么好去的！”当然，在奶奶尚未去世前，他也并不强迫我们多去看就住在屋后的奶奶，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每次回来，只要去打一下招呼就可以了，到后来奶奶因为失聪和阿尔茨海默病完全无法沟通时，我们去奶奶家的时间就更短了，但那时我们却常常去给奶奶送饭。大约从念高中时起，爸爸不再管我和妹妹的事情，我们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挣破得些男权社会套在身上的铁壳，到回来时，还是会因为从小对他的威严的害怕，而在他面前较平常显得更为驯服和软弱一些——虽然现在他已经极少再对我发火，有时候我且已经成为那个会在他面前发火的人了。但更多时候，是我在他和在这家庭中从来地位较低的妈妈之间转圜着，努力不引起他任何可能针对妈妈的情绪。因为爸爸的这种不赞同，我在内心中比平常要更退缩一点，虽然我对外公外婆也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这感情和对奶奶的一样，是因为从小几乎没有感受过来自祖辈的关怀而淡薄至此，不过，在外公和外婆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倘若说从懂事时起，我就能明确感知到外公对我们的视若无物，在外婆那里，我还曾感受过一些温柔的、共同相处的时间，因此，对外婆的感情要深过对外公的。如果不是我在内心也不大愿去主动探看的这种退缩，我大概会在更早一天提出去看外公外婆，但因为爸爸，也许还要加上炎热的天气，不济的精神，我在回来的头两天里并没有主动提出去看外公外婆。到了第二天傍晚，爸爸在田里还没回来，妈妈对我说：
“明朝下昼晚你带宝宝上去看下家爹家奶，我跟家爹家奶讲得你明朝上来看他们，我在我钱包里拿两百块钱给你，你到时候拿上去给他们。”
逢年过节，如果我没有回家而妈妈回来，我是会给妈妈手机上转一点钱，让她带给外公外婆的。这样做除了能给外公外婆点零花之外，也可以让妈妈开心，这样她在父母面前能够挽回一部分由丈夫损失的情感，因为她的女儿还喜欢外公外婆。她知道现在年轻人都不取现钱了，常常在我回来时主动悄悄替我备好现金。我心里微微震动，一面为自己竟拖着没有主动提出去看外公外婆，一面感到妈妈毕竟是要为我做出符合她的安排，于是说：“好的，那我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她说：“我不要你把钱给我，我要你打钱给我干么事！一年到头打那么多钱了！”
其实一年中拢共也没有给过几个钱，但在乡下的观念里，外孙女这种泼出去的水自然是不太需要常给外公外婆钱的，妈妈觉到不安，又觉得我平常已经给她和爸爸花了不少钱，不该再让我多花费一丁点，于是试图用自己好不容易攒的一点个人的钱来把它弥缝上。
我往她微信中转了两百块钱，说：“我自己给家爹家奶钱，难道还要你出钱吗？”
第二天傍晚，我带小孩去大坝子上看家爹爹家奶奶。我和小孩骑车上去，比妈妈走得快，到外家门口时，妈妈还没有到。小屋在我从小熟悉的地方，大坝子下的分岔路口，过去这是三间土墙瓦屋，在十几年前也拆掉盖成水泥瓦屋了，但格局仍然一样，是并排的灶屋、堂屋和房间三间。房间旁再傍一个茅屋（厕所），因为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早已弃用了。过去这种茅屋里通常还会隔出一大块来养一两头猪，如今乡下则除了养猪场外根本没有什么人家养猪，地方也不倡议养，因此也好些年没有见过猪了。
大门开着，水泥场基上静悄悄的，这时候正把一日所吸纳的热量吐出来。人站在上面，只觉从下往上，照得人热烘烘的。房间窗户下，空调外机响着，这空调也是前几年装的，我猜外公外婆正在房间看电视，并不急着进去，想等妈妈一起来。小孩见屋边菜园里种着南瓜和辣椒，郁郁葱葱，立刻跑去找结的瓜，我跟在后面，一面叮嘱他小心草里万一有蛇，一面用力回答他种种很难回答的层出不穷的疑问。感觉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妈妈的声音，等我带着小孩走进房间，妈妈已经又去前面大坝子里洗碗和抹布去了，只外公和外婆在房间一横一竖两张床上坐着，果然在看电视。房间里一股久乏通风的陈霉气息，这气息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成为外公外婆房间的一部分，也许是他们真正步入老境的象征之一，而他们大概早已习惯，闻不出来了。我记得上回来时，正是栀子花开过的时节，不知谁（也许是外婆自己）掐了一小把栀子花，塞进一只透明小罐头瓶子里，放在房间土红色的抽屉台子上养着。大概已过了好些天，瓶口堆积的花早已焦黄枯黑，仍在里面窝着，底下一汪浅水。那时花早已没有了香气，房间的气息和现在一样陈霉，但当我把罐头瓶拿起来，放到鼻子下去闻时，还闻到一点属于栀子的最后的淡淡的香气。此时连这样枯萎的栀子花也没有，只是沉滞的气味，电视里传来新闻节目的声音。
喊了家爹家奶，外公坐在靠里那张床上，说：“燕哪，你来嗒？这大热，快进来凉快下子！你是大燕还是小燕哎？这毛毛长这么老大的啦？”外婆没太有反应，我把小孩推上前去，让他叫太太，只见外婆把小孩搂在怀里，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头，我微微感到诧异，回了外公几句话，过了一会，她好似才忽然意识到来的这个人是谁，道：“燕哪，是你来得啊？我当是哪一个哎！”
旋即又道：“燕哪，家奶奶眼睛看不见嘞！家奶奶是瞎子嘞！”
我心里震动，一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好几年前开始，外婆的眼睛就有一只看不见了，她便勉强接着用另一只眼睛看，此后虽然视力渐衰，但上一次我回来时，她还能看得见，没想到现在就已经完全失明了。后来我问妈妈外婆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开始看不见的，她用一种因为习惯于听天由命和早已知之而来的仿如平静的语气飞快地说：“去年下半年就看不见了。”
那时妈妈和我视频，偶尔说着外公外婆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搬到阿姨家去住了，这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那其实是因为外婆的眼睛看不见了。也许是大人们觉得这不重要，不需要说，在乡下，这种默默承受起命运和衰老所降临到身上的不幸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人不就是这样吗？不然还能怎样呢？
“那就不能治了吗？”
“没得办法唉，年龄大得，没得办法手术。”妈妈这时候回来了，站在外婆身边说，又开始拖房间地。我不再多问，心知自己能为外婆做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其间大约不包括排除种种非议，带她去大城市的医院检查，确定一个八十六七岁的糖尿病和乳腺癌患者是否能做白内障手术，而是如果大人们说外婆需要手术、可以手术，我会替妈妈出她应摊的那份钱（写到这里时，我上网查了下，查到的说法却是：糖尿病、乳腺癌病情稳定患者的白内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是乡下的子女无力无愿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把医生随口的建议当作逃避的好理由，还是真的在医生经过了检查，针对外婆这一癌症和糖尿病高龄患者得出的可靠结论呢？忽然想起外婆第一只眼睛看不见时我其实已经查过同样的事情，那时得到的回答也只是妈妈又说了一次“医生说不能做”）。
那一瞬间，那天中午妈妈说的一句话也便好理解了。那时她跟爸爸抱怨外公，说外公一点好吃的都不给外婆吃，外婆自己也不敢吃好的，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怕“发”，天天就吃些腌菜。那时我震惊于外公的自私强横，却以为只是外婆一辈子习惯了在他面前做低伏小，却不知是她看不见了，只能依赖于外公夹菜给她吃。而外公呢，不知他是也信奉许多肉吃了会“发”癌的那一套，还是纯粹只是出于自私，用这样的理由把好的东西留给自己。也许是都有的事。
我心里酸楚，在她身边坐下来，抚着她的手。外婆的身体胖大，从我有记忆时起就是如此，十多年前得了癌症以后，也只是稍微消瘦了点，几个阿姨遗传了她的基因，有的在年轻时就胖得超过了她，不胖的在步入中老年后，也都纷纷发胖起来（唯有妈妈，在对自己不断的克扣之下，还保持着对她的年纪而言已相当消瘦的身材）。但如今，相对于小时候我坐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饱满，现在外婆已衰败得多了，她的脸和身体都消瘦了不少，衰老使得她的皮肤变得松垮，釉褐色手臂上布满一道道深刻的短纹，使得皮肤皱缩起来，脸上的皱纹更其深刻。不长的头发因为乏于梳理而乱糟糟的，已全白了（毕竟连妈妈的头也已经白了许多）。在这中间，是外婆灰白浑浊的眼睛。我往下看，只见她两只脚和腿已经浮肿起来，于是说：“家奶奶你平常要动啊，不能一天到晚坐到床上，脚都浮肿了，要活动活动，要家爹爹扶你出去走走？哪怕就走到二坝埂上再走回来也好，不然明朝以后越肿越厉害啊！”
外婆说：“脚肿哒？那也没得办法哎，平常家里也没得人，你妈也不老在家，哪个能扶出去走哦！”
太阳已经不算烈了；门口大部分场基上已晒不到太阳。不多时我提议扶她出去走一走，妈妈也同意这提议，并为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而感到疏忽。我小心翼翼把她搀起来，因为之前从未做过而感到一些生疏，把她扶到场基上。场基中间堆着一长堆稻，上面盖着厚塑料膜，是舅舅家不久前收回来的早稻。我们就围着这堆稻开始慢慢转圈，外婆走得迟疑、缓慢，半边身子靠一点在我身上，这一点重量已使我感觉吃力，努力用手臂撑着，怕使她感觉到，由此也意识到指望自身也衰朽颤巍的外公扶她出来走的不可能。这样慢慢走了半圈，外婆开始问我在北京的情况，家住在哪里，离天安门远不远，丈夫是做什么的，一年拿多少钱——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第一次问，自我结婚以后，每次回来，到外婆家，所面临的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提问，或许是他们又忘记了，也或许是找不出别的事来问。我一一回答她的话，到拐弯时，就提醒一句。不多时，我忍不住轻轻说：“怎么就完全看不见了！”
外婆忽然低低脱口咬牙道：“骂唉！讲我不得好死，讲我家奶奶老早就是瞎子瞎死的，明朝二回我也像我家奶奶一样瞎死得！”
“要不是怕担个名声，哪天我就到大坝子里擎（寻）死去得！”
不用抬头看，旁边只隔一块田的距离，就是大坝子的塘埂，在那下面遮住的水边，妈妈在洗拖把。我小声无力地安慰了几句，这样缓慢地转到第二圈，舅舅从坝子上下来了，大概是刚吃过晚饭，趁天黑前到二坝埂上跟人讲讲话，他看见我，我远远喊了一声，他点点头，下去了。过了小会儿，外婆问：“刚那你大舅下去嗒？”我说：“嗯。”水泥地上的热烘气喷到脸上身上，我感到闷热，想到外婆应当比我更热，走完这圈，便停了下来。妈妈从堂屋拿出一把小椅子，放在门口，给外婆坐一小会。小孩仍然在菜园里，兴致勃勃看着结出的茄子，一个劲地要我过去看，想要我为他摘一个。于是我舍下外婆，走了过去，为他摘下那茄株上唯一一只白玉般长茄子。
天色逐渐转黑，我们商量回家，外婆说：“燕啊，你要把我扶回去唉。”我驚道：“我当然会把你扶回去，我怎么会把你放这？”她说：“我怕你忘记得。”等重新把外婆扶回房间，电视里仍然放着新闻，外公见我站在那里，又问起了之前外婆在场基上已问过我一遍的一模一样的话。不过，倘若说这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外婆在问这些话时，能让人感觉到她只是在和我聊天，而外公的话里则带着丝拷问的意味，其底里的色彩，是一种类似于“我不相信你真能在大城市混下去”的否认。妈妈之前在家已经和我说过，外公这两天反复问了她好几次我到底住在北京城里还是郊区（这问题我前几年自然也已经回答过他好几次），她一再回答，却始终不能得到他的相信。因为妈妈说过的那些话，此时我不由得也变得较真了起来，跟他解释着北京很大之类的话，外公又一次说：“那住在县里也叫住在春谷，住在我们这也叫住在春谷，那差别还是大得很！”
妈妈听见说：“唉，你这老头子，跟你讲不清！”
我不再多说什么，回到家，晚上洗澡睡觉时，小孩一直把那根白玉茄子带在身边，宝贵地陪着。直到一天一夜过后，它开始发蔫，变得皱皱的，才又被他丢在了床边，取而代之的，是爸爸从菜园为他新摘的另一只茄子。
剩下日子，多数傍晚妈妈在我骑车带小孩出去时到外家去，天将黑时回来。有时回来也要跟爸爸抱怨，尤其是在她日日送饭做事，外公非但并不领情，反而还要骂她时。有两天早上，我躺在床上，被失眠折磨得头痛，听见妈妈在灶屋大声打电话，诉说着外公的蛮横无理，对象不知是哪一个阿姨。她说，昨个下午她上去，这么热的天，那老头子把空调关得，把老奶奶拖出来，跟他一起坐在屋后头，讲不热。她去见了，便说：“你省这些电干么事？你不热姆妈哪不热？”帮把空调开了，于是外公开始骂她，讲她回来后自己霸在家里，不让妹妹们回来。“那老头子，你跟他讲道理哪讲得通啊！”她激动地对着电话那头控诉，“天这么热，你们个个又要在家看小伢子，有的还要照顾儿子、媳妇一大家人，哪个有多少工夫家来搞他？我这么一天三餐送饭上去，洗衣裳，拖地，还要你们家来干么事？哪不能体谅下你们？”最后她大声向妹妹宣告：“你们别家来！这大热，你们自己在家歇两天，家里有我，不要你们家来！那老头子要发脾气就给他在家发脾气去！”
但她的坚持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第二天早上，事情就起了变化。大概那时外公已打了电话给阿姨，叫她们回来，不知是谁在电话里说了大姐叫她们不用回来之类的话，于是外公又把妈妈骂了一顿。上午时外面下起小雨，爸爸在田里没有回来，妈妈在家准备做南瓜粑粑给我和小孩吃。是爸爸种在塘埂那头的小南瓜，这几年乡下流行的，小小圆圆的灰蓝色南瓜，不同于过去本地最常见的大圆黄南瓜，味道更甜更粉，几近噎人。爸爸从田里回来，经过塘埂，看到南瓜熟了，就顺手摘回来，扔在灶屋地上，不几天已堆了好几个。南瓜下还沾着泥巴，还很好看，小孩有时搬着玩，妈妈见了，总是说：“宝宝，过两天哦，阿婆这两天没工夫，过两天做南瓜粑粑给你跟妈妈吃。”我说：“南瓜粑粑可以，南瓜粑粑好吃。”爸爸见过了两天，南瓜在地上还没有动，吃饭时便说：“那两天讲没得南瓜，这两天南瓜摘回来得也没看你做。”他自己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只是见我不吃几口饭，而不满意妈妈没有及时做我想吃的东西给我吃。妈妈忙说：“我哪不讲做，天天忙得没工夫，明朝就做给他们吃。”我说：“不要紧，又不急得吃，随便哪天做不都一样的。”妈妈说：“明的（明天）先做些甜的给你们吃。”爸爸又说：“那南瓜粑粑甜的有什么吃头，做些腌菜粑粑不好吃得很？”他不爱吃甜的东西，因此料定不值得我吃，妈妈则正好相反，虽然这些年为了不长胖，她已经绝少吃甜食了。这是他们的分歧所在，在这一点上，我却是爸爸那派的，虽然也吃南瓜粑粑，却更爱腌菜粑粑的口味，况且这些天我们几乎每餐都吃腌菜炒肉丝，做腌菜粑粑不算麻烦，于是我说：“这一点爸爸讲得对，粑粑还是腌菜的好吃，妈妈你要不做些腌菜粑粑吧！不过南瓜是甜的，夹腌菜心不晓得吃起来怎么样（我们平常做腌菜粑粑，外面用纯米粉和水抟成的粉团，里面包上炒好的腌菜肉丝，压成饼煎成，而不用南瓜粉团），纯南瓜的粑粑也好吃，随便哪种都行吧！”
妈妈把南瓜洗净、挖空，切成月牙形状，而后在灶下生火，把南瓜倒进锅里，加油加盐，翻炒一会。等到南瓜炒得有点熟了，就把在村里碾米厂磨好的糯米粉撒进去，然后用锅铲在锅里来回用力拓，把南瓜拓成均匀细致的粉粒。最后换到煤气灶上，在平底锅里煎粑粑，说平底锅不粘，比大锅还好煎些。
妈妈开始切南瓜时，二阿姨和四阿姨来了，穿着雨衣，骑着电瓶车，说五阿姨已经到家了（她住在邻县，从另一个方向回来）。她们买了菜，准备待会三人一起烧中饭。妈妈一面做着粑粑，一面跟妹妹说：“这老头子，你看跟他讲道理怎么讲得清哎，我在家照顾还不够，非要你们家来。”阿姨们说：“家来就家来哎，这一向也没得什么事，家来看看他们也好。”两人在灶屋站了会儿，听妈妈说了会最近怎么照顾他们的事，又照例抱怨了几句，不多时阿姨们即准备上去。这样的聚会，妈妈几乎是不参加的，这自然还是因为她怕上去吃饭爸爸会不高兴。爸爸轻易不上去吃饭，她在家时，就要留在家里给他做饭。除非偶尔提前和爸爸说好，否则虽然离得这样近，她也不会随便回娘家吃饭。阿姨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模式，也把这样的聚会默认为姐姐是不需参加的。妈妈有些舍不得，说：“你们等下再走哎，粑粑马上就做好得。”阿姨们说：“等下下来再吃，家去时候哪不从这过啊！”妈妈四顾说：“那你们就这么上去啊？没得东西给你们带。”
我想起碗橱里有一碟妈妈上午刚炒好的腌菜辣椒炒肉丝（妈妈炒的腌菜炒肉丝是很好吃的），于是打开碗橱说：“要不把这碟腌菜炒肉丝带上去？”
妈妈说：“那就把这碗菜带上去啊？”
阿姨说：“那就把这碗菜带上去哎。”
于是妈妈把菜从碗橱里端出来，用保鲜膜袋裹好，一边说：“今的（今天）你们在家，那我就不要送中饭上去的了。”
阿姨说：“我们在家哪还要你送饭上去的！”
妈妈说：“那我就下昼晚再随便搞些吃的给他们送上去，再给他们把衣裳洗洗，把地拖拖就行得。”
阿姨们上去后，南瓜粑粑很快煎好了，我和小孩各吃一个。到半下午时，雨停了，阿姨们从坝子上下来，准备回家去。这一下来，她们就又你一言我一语地纷纷说起关于外公的话来，大概是上去又见了一些新的事情，有了一些新的材料。
“那老头子，一些不晓得照顾人，天天骂老奶奶。”
“他有时候还做样子哎，你家来得，他在你面前做样子，把好的夹到老奶奶碗里，讲，你吃哎！”
“嗯，实际上平常一些好的也舍不得把老奶奶吃，这个肉也讲她不能吃，吃得发，那个肉也讲她不能吃，吃得发。”
“那老奶奶自己也不敢吃，你喊她吃她也不吃，天天就吃个鸭蛋。”
我说：“要吃肉才行啊，你跟她讲营养全在肉里面！”
妈妈说：“哪没跟她讲啊，你怎么跟她讲她要吃些好的，她也不信。不过那天还好，跟我讲想吃鱼汤，我把那鱼炖好端上去，吃得一大碗。她哪不想吃肉啊！”
阿姨说：“那个药，老奶奶天天要吃，他不给她把它递到手上，就放在台子高头，叫老奶奶自己摸。”
我说：“他为什么连药都不肯替家奶奶拿下子？”
媽妈说：“嗯，他不给她拿，还天天把那两粒药抠出来放台子高头，我讲你就给老奶奶自己摸，你把整板药放在台子高头，她也好摸些哎！”
见我瞠目结舌的样子，妈妈又对阿姨说：“昨个中午，我送饭上去，非要我把床单被套拆下来洗，讲有味道，我讲我今的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得工夫，明的给他换，他不干，非要打电话给你们，要你们家来。我只好把床单被套拿家来，本来还想拿手搓，我燕子讲，你哪就不能放洗衣机洗？我想想算得，我就放洗衣机洗洗拉倒！洗好拿出去晒，没一小下，暴雨就来得，我又拿家来重洗、重晒，到下昼晚晒干，又拿上去铺被褥、装被套。他要么子就是么子，才不管你有多忙。”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听他话呢？”
她们赶紧说：“不听他就骂哎！一骂骂得死人。”
“这还是因为你们对你们爸爸太好了，”我说，“他骂你们为什么要睬呢？你们一个个早都成家了，不靠他生活啊！他儿子他敢骂吗？”
她们说：“那啊，儿子把眼睛一勒，他就不敢讲话了。”
“天天下午把空调关得，把老奶奶拖出来，在外面坐得，讲不热。”
“省那点钱干么事呢？”
“省得明朝二回给儿子。你们平常把些钱给他，他们也舍不得花，都要你小阿姨给他存起来，留在那里明朝二回死得给儿子。”
于是话题又说到外公外婆的偏心上。她们说：“那老奶奶也一样。两个天天讲，那老三家来，连一口水都不喝哎！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家来哪吃得你几口东西啦？”
一问才知道，原来去年有段时间，三阿姨曾经回来在外婆家住过一个月照顾他们。又说起菜园里种的辣椒，年年只为三阿姨种的，谁摘也不行，上次二阿姨摘了点回去，于是外公在别的女儿面前说，那辣椒是要留着给老三磨辣椒酱的。二阿姨听见这话，顿时伤心道：“这老头子老奶奶！年年喊我给他们种辣椒，那辣椒地我挖的，辣椒我种的，草也是我家来薅的，我年年给他们种辣椒，一年到头哪吃过一回辣椒！就那回我儿子家来，我装得一罐子辣椒酱带回去给他。明年我再不给他们种辣椒了！”
“身上一些毛病就喊，‘我要死，到今朝也好好的。”
“要是把姆妈身上那些病给他，不晓得哪天就喊死得了！”
“一天到晚讲你不孝顺，不家来看爸爸妈妈。我想我家奶奶生病的时候，你让我妈家去看过她老娘过几趟？”
我问：“他不让家奶奶回去吗？”
“嗯，那时候你家太太生病，你家奶奶想家去一趟他都不让她回去，家去一趟能骂死人。”
想到那样瘦弱矮小、一天到晚似乎也不说话的外公，在那样胖大、一辈子做着家里绝大部分事情的外婆面前，竟能如此施展着自己的威力，也是使人惊异的事。这些事情过去大人们从未在我面前展开过，到了如今这年纪，再窥见这潭水下的阴影，不免格外觉得冷森凉薄。
她们诉说了一通，到最后，所能想到的最痛切的一句话就是：“这老头子，明朝二回死得没人伤心！”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着，往后其实还是听话的，在自己那点微末的钱财和儿女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在儿女们看来，父母的钱多半也是自己的）去照顾，因为兄弟是不管的。公平来说，外公所“享受”的，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只不过是在城市中人看来极为贫穷的生活，虽然已较过去有了不少提升。一个帕金森综合征和其他我不知道的病患者，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他在医药行业工作的外孙女和在县城的女儿们一年中为他开回的一些药而已。女儿们一年中所能带回家的，也不过是极微末的一点钱。只是在这贫穷的世界中，依然有着它等级的划分，那就是他们大多可以作为自己妻子的统治者，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只白头鹎又落到那棵没套袋的桃树上啄桃子吃，我从房间拿出相机，站在灶屋门口远远给它拍照。刚拍了两张，阿姨也看见了，说：“这雀子在那吃桃子也好玩。”我说：“是的，没拍好，飞走得，算得。”阿姨说：“那树上桃子给雀子吃完得了。”我说：“是的，许多都坏得了，恐怕不能吃了。”阿姨说：“搞不好还能吃。”我说：“能吃吗？”阿姨说：“能吃哦！”我说：“阿姨要吃吗？要不摘两个吃吃？”阿姨说：“留得你们自己在家吃！”我说：“不要哎，阿姨你去摘，我们在家也不吃！”于是阿姨拿了只保鲜袋，到那树下摘了些桃子。过了会儿，她们准备回去了，小表弟的儿子一来就到了房间里，拿着她的手机看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地刷过去。这孩子开学上三年级，过去阿姨在他父母打工的地方住过两三年，帮他们带孩子，后来她还要同时照顾大儿子的孩子，他也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大城市里没有这样的孩子上学的位置，于是他和奶奶回了县城，平常偶尔和父母视频，是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他上次来时，也是一进屋就到房间连上网络看起手机来，我见他看了很久，忍不住去跟阿姨说要让他少看些短视频，阿姨说：“唉，随他屌过去，他天天都这么看，你不把手机给他看他没得事做，就要跟你吵哎！”我不再多说什么，知道他平常必没有多少有意思的事可做，更不要说大人特意陪着出去玩，手机视频是他唯一具有信息与情感流动意味的玩具，尽管这流动常常也是表面的浮夸的，缺乏真实的互动的，但仍然是他所能有的最好玩的陪伴了。
阿姨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对着房间喊：“×××，回家了！”
不多时，瘦瘦黑黑的、已经有点高、正从儿童逐渐向少年之间转变的孩子从房间跑出来了，生气勃勃地坐上奶奶的大电瓶车后座。阿姨骑在车上，扶着龙头，暂时不动，对我说：“燕子过两天带毛毛跟你妈一阵到我家去玩哎？”我有些为难地说：“我过两天就要走了。”妈妈说：“到时候再讲，再打电话看哎！”于是她们把龙头一拐，车把一拧，把车开走了。
那一天发给妈妈的红包，妈妈始终没有领，24小时后，手机上传来退款的消息。我去问她：“妈妈你不领红包干么事？”她摇摇头，一副不愿多说的表情：“我不要你给蛮！家来花许多钱了！”于是我又带小孩去镇上买东西。每次去镇上，我们要在村道上骑十几分钟，而后跨越一条不断有大货车经过的国道，再骑上从前的老国道，在那条如今已荒废了十多年的老路上骑上一个很大的山坡（镇名即由这个山坡的名字而来），下到坡底，就到了镇中心。穿越这条国道给我很大压力，每次在家出发时，倘若爸爸看见，他必要交代：“那过马路要注意哎！”其实无须他说，每次我自己都会小心翼翼，先停下来，推着小孩，在路边等一会儿，确保两边远远都没有货车了，才赶紧重新跨上车骑过去。电瓶车开上老街山坡，两边是过去我们上学时的房子，如今大半已废弃，零星两三栋里住着老人，门口种些美人蕉、洗澡花、百日菊之类，小块菜地里种一点豆角、南瓜、辣椒。车慢慢向底下主街驶去时，那种自身与家园间的悬置感又强烈起来：过去我们上中学时，小镇（那时候还是乡）刚刚开始城镇化，街道两边建起一些本镇首批的两层商品房，在街道和商品房之间，又种上了一些细小的广玉兰。如今楼房仍然存在，只是变得灰白，广玉兰长成两三层楼高的大树，街道本身也并没有比十几年前多出什么，只在过去竖着的两条主街之间，横向发展出了几条新的一两百米长的街道，在那些街道边有了一些新的商店。主街带给我一些熟悉的安全感（虽然广玉兰已长得那样高大，但这高大的荫蔽增强了人的依附感），在这安全感中间，却又始终夹杂着陌生，那里所开的店、开店的人、店里所卖的东西，都已完全不再是过去我曾在这里所经历的。我是一个如今置身其中，但却只有过去与之发生联结的人。不过，这些小超市、育婴用品店、杂货店、农村信用合作社始终还有一丝熟悉感，它们不脱一个普通的小乡镇所能拥有的小小的范围（正如现在的我在县城已经完全搞不清那些近十几年来发展出的新区域，因为它已经变得太大了），只有桥头最大的那家超市，给人的距离感最深。这当然并非一家多么了不起的大超市，相反，如果放到县城去看，这只是一家经营不善的普通超市，里面燈光黯淡，稀稀拉拉几个买东西的人，超市里摆着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唯一的一个卖蔬菜的柜子，因为镇上的人更习惯于去一街之隔的八点就散的菜市去买，零零星星摆了几件蔬菜和瓜果。开这家店的老板不是本地人，有时他会站在柜台里给人结账，正是他说的带着陌生乡音的普通话使人确定他不是我们当地人。超市里雇的另一个结账的小姑娘也说普通话，而不像本地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那样说方言（但渐渐，普通话也已经在诸如快递点这样的地方，成为人们熟练地操用的共通语言，而非方言了。也有可能她们只是因为看到我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基于对镇上这类人群的基本认识——对小孩说方言被年轻的父母视为乡土的、落后的，因此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对小孩说普通话——而在面对我时换上了普通话）。这家超市起初还是两年前妈妈带我来的，那时她刚忙完家里的事，和我一起到镇上来买东西，否则依我稀薄的探索欲，怕是不会自己找到这里。我一边在超市门口停下车，进入里面买东西，一边想着，这是我从未真正融入其中的地方，几天后我就将离开这里，超市的老板不久后也许会发现，那个前些天天天带小孩来买东西的女人消失不见了。然而，在北京的楼下买东西时，我却从未向小区外那个超市索取过“融入其中”，只是将其视为功能性的存在，不曾向之投射过感情，最多是将它看作小孩放学后常常要拉我进去买点零食和糖果的游嬉场所之一。
这一天阵雨在午后降临，雨晴后五六点钟，空气十分凉快，我不再骑电瓶车，而是带着小孩去大路上散步。道路两边稻叶上沾满雨水，到处是鸟鸣声。我们走得不远，走到新坝子的水泥桥边，到了那边一条我们上回看见棕头鸦雀的分岔的村道，就停下来在那里玩。道旁枫香树下，乌蔹莓蓝紫色的小圆果湿漉漉的，鸭跖草的蓝花在干涸的沟底开着。一只灰蓝色蜻蜓，不知是什么蜻蜓，翅膀为雨水轻轻打湿了，在坡上杉木树下的竹叶间形成的一个窝里趴着，我伸手去捉它，轻轻一捉便捉住了，还是活的，于是又把它放回去，让它继续在那里晾翅膀。有人在路的另一边种了不知是红豆还是绿豆的豆子，豆叶累累蔓延到水泥路面上来，豆荚饱满如长针，有的已变作黑色了。我摘了一条黑色的剥开来给小孩看，原来是绿豆。他喜欢这豆荚，又让我给他摘一条好的，在豆荚上完整地开一条缝，但不要剥开，这样给他拿在手里。正玩豆荚间，前面走来几个吃完晚饭出来散步的人，笑嘻嘻地看着我们，问我哪里的。其中一个奶奶，原来就是这绿豆的主人，她把爬到水泥路上的绿豆茎叶给拂到路下去，免得给经过的车轧坏了，一面瞥见叶下黑色的豆荚，说道：“哦嚯，原来绿豆都能收了。”
她们见小孩手上拿着豆荚，便逗他：“这绿豆是这奶奶家的，你把奶奶绿豆摘得怎么搞？”
小孩不知该如何作答，依偎到我身边，我笑着说：“快跟奶奶道歉，说摘了奶奶的绿豆，对不起。”
大家笑起来。她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也便一起往回走。走到水泥桥边，桥头苦楝树上楝子青青，从村子方向走来五六个人，原来是村子里的人吃过晚饭，一起“逛趟子”逛到这里了。
我们打过招呼，女人们循例夸小孩长得好，一个六十多岁的男邻居问：
“这小伢老家是哪块的？”
我心里诧异，想着他大概不记得他是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了，或许记得，只是不在意。小孩两岁多时，有一次我带他回来，这位邻居来家里有事和爸妈说话，见到我们，便问：“这小伢老家是哪块的？”那时我便诧异他为何眼见着小孩跟着我回来，却能问出这样的话，心知他是什么意思，却还是回答说：“安徽的。”
果然他说：“他爸也是安徽的嗨？”
我说：“不是的，他爸是湖南的。我老家是安徽的，他老家不就是安徽的吗？”
他说：“那不是的哦，那他爸是湖南的，他老家不就是湖南的！”
我说：“凭什么他爸爸是湖南的他老家就得是湖南的呢？我是安徽的，他老家为什么不能是安徽的呢？”
他说：“那哪一样呢！”
我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安徽老家就是安徽，在湖南老家就是湖南。”
他摇摇头，表示我这套女方想争取孩子血统的行为无疑是没有根据的。
过了两年，他再看见小孩时，又问我了同样的问题。几乎完全相同的问答又发生了一次。我想他确实是没有别的话可说，也并不真的对这孩子感兴趣，因此只是抓出脑海中最先跳出、最根深蒂固的那个问题问一下罢了。但何以第三次又问出同样的问题呢？我几乎是要不高兴起来，仍然说：“安徽的，我老家是安徽的他老家就是安徽的。”维持着说了两句，转身带小孩回去了。
第二天，妹妹从城市回来陪我，在家短暂住了两晚。黄昏时我们一起去村道上散步，水泥道上走来十分闷热，尚未完全落下去的余晖照在人身上，一会便使人冒汗。道路两边长满了狗尾草，许多野酸浆夹杂其中，这时候结了小小的、灯笼般的果子，小孩走过时，总要去摘两个果子在手上玩。有时候村子里一个幼儿，他的妈妈出去打工了，把他留给外婆照顾，他跟在我们后面，也想要去摘两颗酸浆果子，或是去抠一抠路上的石子。他的外婆坚决地制止他：“不搞！脏！打手！”“再搞不要你了！”一开始，因为恃着有我的小孩的带领与防护，他还是跟在后面，很快就被他外婆威胁要丢下他，而带走回去了。
夜里我开始發烧，让小孩和妹妹睡，他出乎意料地同意了。大概因为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大姐的女儿，而小孩子总是愿意跟在比自己大一点的孩子后面。因着有人帮我照看小孩，第二天清晨，我得以独自去田畈追寻了会儿鸟儿。早晨的空气清凉得多，远处村道上，一大群丝光椋鸟停落在水泥路面上，不知在啄着什么。见我靠近，它们“呼啦”一下全飞起来，落到旁边的电线上，很快随着我继续向前走而又全部飞起，飞到更远处大坝子的竹林上空，在那里成阵地盘旋起来。盘旋了一会儿，又重新飞回电线上。丝光椋鸟是群居的鸟，是经常组成大群飞翔的。我继续往前走，一只夜鹭缩着脖子，也停在路边电线上，再往前不远便是新坝子的野菱角塘和水泥桥了，这只夜鹭大概正是准备去那里捉鱼吃。白鹭在阳光中遥遥飞过田畈。山斑鸠也停在电线上，仍旧发出咕咕的吞鸣。没有人，只远处一个人在打农药。走到塘埂边，菱角塘里有一只黑水鸡，它在水面上自发的菱角丛中不断啄食，而后游到塘埂边一带茭白丛间停歇，似乎是在那里营了巢。这时，一只红褐相间的鸟儿从水塘上空平平飞过，停留在对岸一丛灌木上。我从相机里追过去看，小鸟的眼睛上一带黑纹，宛如蒙上了黑眼罩。是一只棕背伯劳。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发现”伯劳——当然不是真的第一次，只是小的时候不记得，长大以后在此之前则从未注意过罢了，黑水鸡也是如此。绕过水泥桥，很快又看见第二、第三只伯劳，它们就停留在水塘上方的电线上，静静站着，看起来十分娇巧美丽，实际却是一种会捕食其他小鸟和蜥蜴、鼠之类小动物的凶猛的鸟（有时候，伯劳会把捕获来的猎物挂在树枝或棘刺上，以此宣告领地和炫耀能力，或许也为了取食方便，因此在西方名“屠夫鸟”）。桥边另一头的塘埂上，狗尾草迎着光，有人将打水的水管丢在那里，一只小狗站在那儿，道路上闪烁着未干的露水的光泽，草丛里不断传来秋虫的唧唧声。是秋天的感觉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听着，舍不得离开，小狗仿佛也很惘然的样子，对着远方，和我一起陷入沉思。
这一天黄昏我们照例一起去村道上散步，那时也是暴雨过后，阳光明亮，比前一天凉爽得多。有人在路边割草，双手拎着一只简易割草机，旋转的刀片把村道两旁早上还光彩熠熠的狗尾草和酸浆全都扫倒在地。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场景，使我感觉十分震惊。首先大约是我从未想过，乡村——如这样纯粹的乡村——道旁的野草也需要像城市中的一样被清除，其次是过去耕牛时代，道旁的草早就会被水牛啃得一干二净，只余短短的一截。不过，清除一切野草，将之视为令人厌恶的、不应在此生存的杂草，而只允许政府计划栽种的园艺植物生存（无论它们的品种是如何单一，假如这些植物不能适应当地环境，无法很好地生存，那么就轮番种上新的植物，铺上新的草皮，即便半死不活，也要把旁边生机勃勃的野草拔光，只留下光秃秃的空地，不能允许它们存在），似乎是这几年来包括我所在的小区和附近的公园在内都竭力在做的事情。我只是没有想到它竟然会蔓延到我所在的自以为离外面的世界十万八千里、因此也少被波及的老家。行政力量和它背后东西的强大，是我过去远未考虑，或说有意回避的。实际上，这股力量早已侵入乡村（或者该说其实从未离开过），其集中的体现就是如今我早已完全陌生的村干部中心；而我所能看见的，则是我在家时，忽然闯来的网格员和她贴在堂屋墙上的宣传话语（正如“网格员”这个过去闻所未闻、如今在体系中也已铺天盖地的称呼一样）。我没有出房门，是爸爸出来和她说了几句话，而后她走了，在墙上留下这一块最小的浮出水面的标记。我走出来，把它撕了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被割草机巨大的声响和它背后所象征的东西激扰，只想尽快走得远些，带着小孩却走不快，好在他割到了新坝埂的水泥桥那儿，就停了下来，大约完成了这一天的任务，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小孤山那边有人割草。我们说，我们不是从那上面来的，于是他背着东西往回走了。我们也转头往回走，等回到二坝埂的水泥桥上，那儿坐满了大坝子和本村乘凉的人，因为今天傍晚难得的舒爽，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显得十分明亮而轻快，他们笑嘻嘻看着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在给他们拍照？事实上，出于一种羞涩和害怕冒犯的本能，除了父母以外，我几乎从未当面给村子里的任何人拍过照，尽管他们可能是喜欢被拍下的。妹妹给他们拍了两张照片，问：“为什么我爸妈从来就不能在这歇子下哦？”他们笑着说：“那啊，你爸种田跟绣花样的，我们田里那秧抛下去什么样就什么样，你爸种田，那抛的秧还要一棵一棵地移、补！”
这一天还有其他使我感觉痛苦的事情。那天上午，妹妹悄悄告诉我爸爸用铁夹子在田里夹了一个野鸭回来。我惊道：“啊？在哪？”她说：“就在灶屋地上，你妈刚跟我讲的。”我们走过去，只见灶屋地上果然放着一只蛇皮袋，我蹲下来，把那蛇皮袋绾着的口打开，里面果然是一只野鸭，黑色的、胆小而紧张的眼睛看着我，我继续往下检查，果然在底下看见一只带锯齿的大铁夹子。夹子把野鸭的一只脚紧紧咬在其中，已经把它绞断了。大概受伤和之前的扑腾已经花光了它的力气，鸭子现在只是静静瑟伏着，我把夹子拿出来，企图打开它，看了一会，找不到方法，也不知这样一只受伤的鸭子，即使把它放出去它是否还能活下去，心里充满了挫敗感，终于又把它放下来，重新盖上袋子（如今想起仍充满后悔的举动）。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和妹妹去镇上买东西回来之后，鸭子和袋子都不见了，灶屋里毫无痕迹。我猜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是把野鸭杀了，拔了毛，清理干净了内脏，把它收进了冰箱的冷冻柜。否则，总不会是妈妈又把这只受伤的野鸭给放走了。我心里闷得难受，却不敢去问，到第二天，不记得因为什么事，爸爸提起稻田里有鸟糟蹋稻稞，在那里面做窝，我让他以后不要再在田里放铁夹子，一开始，他犹自说：“嗯，我不放夹子，那雀子把田里踩得一塌糊涂，踩一大块稻，在那做窝！”
我忍不住说：“爸，你以后真的不要再这么做事了，你这样做我真的很难过。”
他不出声，转身走开了。
妹妹走后，黄昏时我又恢复骑电瓶车带小孩出去兜风的习惯。那一天我决定骑得远一点，重新骑过之前感觉害怕的那段路。车子驶过新坝埂的水泥桥，继续往前，两边青青的单晚稻田上方，一架无人机正飞着打农药，不见人的踪影。这是去年开始出现的新技术，地方上有人买了无人机，开始在乡下为人打农药，每亩收取费用若干。农药散发出刺鼻气味，有甲虫跌落在田边水泥路上。如今我对这一望无际的绿色有了跟从前不一样的情感，因为知道这农业方式较从前我所熟悉的更具破坏性，想到这些年在乡下眼见的昆虫越来越少，不由得又为这几乎无时不在打的农药感到焦虑起来，骑得更快了些。很快到了之前感到害怕的路，这一次却奇异地不再害怕了，是重新行走带来的熟悉感，使我感到可以掌控。路面上时有蝴蝶停歇，黑色翅膀收拢着，人的车开过时，只倏地在一瞬间振翅飞走。低空中蜻蜓盘旋，有一会儿我骑得稍快了些，一只大蜻蜓猝不及防撞上我额头，翅膀扑扑几下，吓得我惊呼道：“呀！一只蜻蜓撞到我头上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小孩忙问：“它受伤了吗？”只见那蜻蜓已迅速飞走，我说：“它又飞走了——应该不要紧的。”再往前多骑一段，冲出这段两边林木荫蔽的路，下面是一大片开阔的田畈，我松了口气，把车子掉头往回转。到得新坝埂附近，无人机已消失不见，农药味渐渐淡去了，仿佛刚刚发生的事不曾存在过一样。
两天后，丈夫来到家里，把小孩带回他的老家，去看爷爷奶奶。我可以短暂地单独待上几天，喘一口气——是他出生这六年来第三次离开他，前面两次，则分别是奶奶去世和那一年之后的春节，所有时间加起来不足半月。我仍旧发着低烧，打不起精神，白天只是待在房间里。那天在灶屋，听到妈妈给姑姑打电话，原来是爸爸又邀请姑姑一家来吃饭——事实上，是我这次回来的半个月里的第二次。想到有客人来，妈妈就又要张罗饭菜，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他怎么又喊人来吃饭！”说完才意识到电话那头可能已经听见了。到了中午，姑姑、姑父和大表哥一家来了，此番他们刚刚在上海经历了几个月的封锁，一俟放开以后，便立刻回来了，姑姑姑父同时带着二表哥的小孩，准备在乡下暂住一段时间。大表哥十几年前在外面做生意发了财，很赚了些钱，很久不在家乡住以后，前几年把家里原先的老屋子推倒，重新盖了一栋阔气的楼房，方便一家人回来。自高中以后，那里很多年我都不曾再去过，直到前年春天，才头一次跟着父母去过一次。山顶上气派的仿罗马式建筑的楼房外平出了一大片空地，原有的树木都拔去了，围着水泥庭院四围和中间栽种的，是大表哥从园艺市场买回的几十棵红叶石楠、黄山松造型的盆景松和其他园艺树种，还有一个带喷泉的人工水池。姑姑给我看表哥表姐们的房间，一例拉了绿色的帷幔，里面大床上罩着白色的遮尘罩，只等他们偶尔回来时住。还有麻将房、桌球房种种。又说房子下面村子里的路灯，是村干部来劝表哥捐钱装的，花了十万块钱。
不得不说，自家多年前盖的冬冷夏热的旧楼房与姑姑家结实气派的新楼房的对比，以及我们如今与他们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恐怕是刺激爸爸在我们身上寄托不切实际的希望的来源之一。表哥拔去本地的树种，种上从外面高价买回的土俗园艺树种的行为，却也显示出过去的生活在我们身上限制的烙印是如此之深，就如同我虽然通过念书得以离开乡村去生活，却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人一样。但那一天我仍感到微渺的快乐，那来自小时候来姑姑家就存在的附近的池塘。小水塘一面开阔，对着屋子与远处田畈，另外三面围绕山坡。山坡上，本地的毛竹、杉木、槭树和其他杂树生长繁密，枝叶倒映进水面，在伸出的树枝上，挂满了大丛紫藤，那时节开满了紫藤花。林下阴暗处，几丛映山红盛开。有鸟在远近树林里鸣叫。
中午妈妈烧了一桌菜，不过终究只是些乡下常见的菜。我像平常一样在房间里待着，只吃饭时才出现一下。姑姑把二表哥的小孩放到我的房间里，大部分时候，他安静地坐在地上，独自画着画，画了一会，忽然又跑出去，找奶奶去了（和阿姨家那边不同，因为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姑姑这边表哥表姐的小孩可以在城市里上学）。中午十分炎热，大家把饭菜端到一个大一些的空房间里，在那里吃饭。把空调调到18℃，人还是感到闷热，也许是空调已经缺氟，或是窗户晒了一上午太阳，吸收了太多热量，一时半会温度降不下来。这些年表哥已经长到很胖了，他坐在家里的小凳子上，脸上淌着汗，庞大的身躯和我们用来吃饭的小桌子、和小桌子相配的小椅子显得很不相称。他带了两瓶很贵的酒来，给舅舅当礼物。我想，对于表哥来说，到舅舅家来吃饭可能未必不是件苦差事，但是他小的时候，舅舅对他不错，所以他还是要来。这是表哥比我成熟的地方。至于表嫂，她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偶尔说几句话。
男人们在房间里抽着烟，大家一齐说着话，更使人感觉到屋子里气闷、嘈杂。随便吃了几口，我又退回自己房间。爸爸和姑父抽烟、喝酒，聊很久自说自话的天。许久过后，当饭局终于结束，爸爸和姑父走出房间，那边说着要准备回家的话，我走过去，准备帮妈妈收碗。只见妈妈和姑姑正坐在房间里谈心，姑姑说，大姥姥（姑姑）年纪大了，人也有点糊涂，上回为着一件什么事情，说对妈妈不满，觉得妈妈没看得起她。妈妈听了，立刻委屈道：“大姐怎么这么想？我从古以来也没看不起大姐过哦！我怎么会看不起她！”停了一秒，又接着说：“我对大姐还真是不一样，我从嫁到这边来，就把大姐当半个妈看待——”大姑姑的年纪比爸爸大不少，也是我很喜欢的姑姑。她嫁在邻县，距离很远，我小的时候，一年中通常只有正月里，才有机会跟随大人们翻山越岭去那里吃一顿饭，但那是亲戚的小孩子们难得全部聚集的机会，大姑姑那边的房子和风俗又都和我们这边的多有不同，显得更好玩，做的饭菜又特别丰富可口，大姑姑人又笑呵呵的，因此总使我在小的时候，只要是去大姑姑家，就觉得很欢迎。姑姑安慰了妈妈几句，说：“大姐现在年纪大得，跟姆妈也有些差不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不多时姑姑他们回去了，只余妈妈在房间。她对我说：“你大姥姥怎么这么想，我从来也没看不起她过哦！”我说：“你不要管她怎么想嘞，别管别的人怎么看你，那都是不要紧的事，明朝二回也不是讲不清楚！”她犹自坐着，忽然抹了下眼泪，说：“我做人怎么这么失败！”我感到难过，更多是震惊，从心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妈妈是真的在意这些事，虽然这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城市中度过的，以后也将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这在意并不会因为我一句模糊的，逃避的，甚至是带着淡淡谴责意味的“开导”便能有所改变。她对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已经和村子上少数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的人不同，也比在乡村待得更久、更為固化的爸爸灵活，但也和早已在外面的世界完全生长出新的生活的我们不同。这里的生活，是她生命的前三四十年间唯一的根据之地，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她不能像通过读书或工作完全拥有了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我们那样，轻易放下过去曾紧紧联结着的人事。尽管我希望她能跳出来，从中挣脱，然而那未尝不是一种自以为是，因为妈妈，无论如何，并没有我们年轻人那样全新地学习生长的机会。在她的世界里，别人的看法和需求是那样地广大而重要，以至于无论怎样压缩自己，也要尽量去满足。她又接着说：“完全是失败。”但在那时，我也感到退缩，不能面对自成年后就下意识回避的对父母的感情，无法深入谈论下去，以真正给她一点情感的依靠和疏解，只是继续用一种淡淡的谴责来逃避。我说：“哪里是失败了！”说着便端着盘子走了出去。没过一会，妈妈便追了出来，照例把我拉开，坚持把碗留给自己来洗。
我对爸爸邀请自己的亲戚来做客的不耐烦，其实主要只是因为妈妈在家不能拥有同等的权力而产生的不满。有时爸爸自然也会提议叫阿姨舅舅们一起来吃饭，但那毕竟是一年中的少数。而爸爸无论何时，只要他想，就可以在他的弟弟或姐妹在家时叫他们来吃饭。在请姑姑家来的前几天，妈妈私下里已经张罗着想要去她的妹妹家和她们聚一天。她并不直接表达，而是有天早上做早饭时跟我说：“你五阿姨喊你过两天到她家去玩，过两天不忙了我们去玩一天？你阿姨家在那山里面，风景拍出来肯定好看。”我意识到那话语之后隐藏的她的希望，于是说：“好啊，五阿姨家那边的山确实好看。”这并不算假话，我确实爱拍照片，尤其是自然的风景，这正是妈妈向我提议的原因之一。她很高兴，接着说：“到时候我帮你看小伢子，你拍照片。”我说：“好。”
后来她开始计划在爸爸面前说这件事，以隐隐表示“已经告知”。“老五打电话来喊燕子到她家玩，哪天我跟燕子带毛毛去玩下子，燕子想到阿姨家那边山里拍照片。”果不其然，爸爸说：“那有什么好拍的！”我说：“阿姨家那边山不是蛮好看的吗？”不过事情尚未确定下来，后来便因为我的生病而取消了。那天早上，阿姨们打来电话，她们已经在五阿姨家聚齐，而我因为发烧，实在提不起精神，更重要的则是一种微妙的隐忧。“这时候发烧到人家去不好吧？”我这样和妈妈说。她不愿勉强我，同时也感到不便，我知道她也在和我想着同样的问题，我是从外地回来，万一感染上了如今最令全国人避之不及的病毒呢？于是她让阿姨们先聚，我们过两天再说。
没想到阿姨们很快就约好再聚，这一次是四阿姨叫大家去玩。妈妈没再问我，而是直接帮我答应了。那是我预定好离家前的倒数第二天，上午时妈妈忽然对我说：“你阿姨喊你到她家吃中饭，今的几个阿姨都去，我们等下骑电瓶车过去。”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并没有提前给自己的电瓶车充电，不够骑到县城那么远，因此难免感到要有一两句抱怨。好在很快二阿姨就说要骑她的大电瓶车来接我，妈妈则骑她问人借的那辆老人电瓶车。对于爸爸可能的不悦，此刻她也不管了，毕竟他也只是暗暗不满而已。我们在镇上停留了一会儿，到一家超市里买了两瓶不贵的酒，准备拎过去。妈妈借来的那辆电瓶车开得非常慢，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只是胆小谨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老人车设置最快就只能开到那样的速度。为了等她，阿姨也慢慢骑着，但始终还是比她要快。我们以此为笑话，说了好多调侃的话。
到了四阿姨家，菜已经全都做好了，客厅一张大圆桌上，两边交错着摆满了双份的菜。这是乡下如今待客常用的手段，怕不够吃，又怕准备太多来不及或太麻烦，所以菜都做成双份，摆到桌子上，保证分量尽够吃。妈妈到这时才知道阿姨还叫了她的亲家；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弟，如今在县城做生意，他们还没有从店里回来。大家就在屋子里一边说话一边等。除了在远方的三阿姨，其他几个阿姨，连同舅舅都来了，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外公外婆的话，只不过这时剔除了对舅舅不满的部分，有时还夹杂着舅舅对他的姐妹们的几句评判。她们都让着他，并不反驳他。我在那时意识到，虽然是这样无聊的、乏味的聚会，但那确实就是她们习惯的、喜欢的相会，在这里面，大约便藏着我所不了解的、令她们感觉珍贵的东西。
这是一所典型的县城的房子，三室一厅，客厅和房间都比较大，装修的材质和风格才显示出它不如城市中的楼房的事实。大桌另一边，靠墙放着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电视一个接一个地放着短视频，小表弟的孩子坐在沙发上，正在那里拿着遥控器看。我到这时才知道原来电视里已经有这样的节目，即专门把各种短视频按内容汇成不同频道，供人选择。“是小米盒子。”他跟我解释，问我想看什么，我选了“美食”，他就点开“美食”给我看。我们一起靠在沙发上看，一边看一边说话。比如我说：“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这个我很喜欢。”或是：“这个视频是骗人的，是把一些东西预先埋在里面再挖出来给人看的。”看下一个视频时，他就问：“这个视频是骗人的吗？”
或是他说：“这个视频好解压哦——”
我说：“你知道解压是什么意思吗？”
他羞涩地一笑，没有回答，过一会又说：“这个视频好可爱哦，简直萌化了——”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看，直到开始吃饭。吃完饭又看了一会，不久姨父要带他去游泳馆学游泳，于是这个长条的孩子背上一个装游泳装备的小包，准备出门了。妈妈和我也要回家，这时候五阿姨还在四阿姨的床上眯觉，四阿姨说：“你再蹲一会，吃过晚饭再家去哎？”妈妈拒绝了，大家便不再挽留，把我们送出门。快三点钟，外面阳光还十分热烈，我拍拍小孩的后背，说：“去游泳吧！”他点点头，跟在爷爷后面走了。
回去时阿姨不再送我，我就坐在妈妈的电瓶车后座上，由妈妈带我回去。带着我，车就开得更慢了，从县城回去十几公里，车子慢笃笃开着，妈妈在前面专心地坐着，扶着龙头。她戴着帽子，压着毛巾，戴着袖套，把自己裹得非常严实，就像在家下田时一样，虽然夏天以来的农活早已把她完完全全地晒黑了，但她过后还是要回到城里，所以仍很在意地防护着。来时横亘在天边的巨大洁白的积雨云，此时消失不见了，天空中随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太美丽的积云。一种缓慢的焦急从心中升起，但不到使人沮丧的程度，我静静坐着，感到裸露出来的皮肤被烈日晒到有点发痛。
到了要走的前一天黄昏，我骑车到村中心去做上火车前必须要有的核酸检测。每隔五天，村子的卫生中心会组织做一次核酸检测，整个镇上各个村子如此流转，有一个排了近期核酸信息的表格会在地方微信公众号上流传，但我没有十分注意。这一两年不知何时出现在村中电线杆上的喇叭，每隔几天也不时播放出让人们去做核酸检测的通知，不过不出门的人从不去做（同时常常会出现在喇叭里的，还有一些让小孩子们不要下水游泳的宣传，以歌谣的形式呈现，由一些中小学生录好了播放。那声音为了显得积极和牵动人心，念得急促而高亢，带着与这几乎不再有孩子的暮气沉沉的乡村格格不入的城市感）。我以为那天是核酸检测的日子，很快骑到卫生中心的门口，才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停下车来，走进去，对着里面空空的小办公室喊：“有人吗？”不多时一个男人走出来，我问他：“今天有核酸检测吗？”他说：“今天没有核酸检测，明天才有。”我退出来，想到车票已经买好，于是匆匆骑车去高铁站。回来从高铁站出来时，我听见广场上有一个喇叭喊：“马路对面有核酸检测，马路对面有核酸检测。”骑到那里，果然在高铁站对面广场边一排房子里，有一个核酸检测点，此时却没有人。我感到不安，先在广场上转了一圈，不是高铁到的时间点，偌大的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后来我看到一个穿环卫服的人，于是走过去问她做核酸的下班了吗，她说：“我不清楚，做核酸的人在那边。”说罢举起手来，向那排屋子中的一间一指。我走过去，推开玻璃门，只见一个年轻男人正躺在一只大皮沙发里面刷着手机，我问：“请问核酸做到几点，今天下班了吗？”他半抬起身，冷冷看了我一眼，说：“现在不做，火车到的时候才做。”说罢又躺回沙发里，继续看手机了。原来如此。查列车时刻表，半小时后会有一趟列车到站，于是我在广场上又来回走了几趟，等了二十来分钟，忽然看到那人已套上白色防护服往核酸点走去，于是跟了过去。只见里面一男一女两个穿防护服的人，我问：“请问现在可以做核酸了吗？”那人不出声，看了我一眼，停顿了几秒，而后拿起手机，说：“把身份证拿出来。”
做完核酸到家，妈妈已等了我一会。之前我和她说好要一起上去，到外婆家道别。路边电线上，棕背伯劳又停留在那里，在它身后淡蓝的天空上，粉白的月亮升上来了。此外是黑卷尾、翠鸟。自从在村子里发现伯劳后，我才意识到乡下原来有这么多的伯劳，再去镇上买东西，无论何时都能在路边田野碰到一两只，黑卷尾也是如此。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伯劳这个名称，身边也不存在拥有这样学识的人（对于乡下的人来说，平常认识的鸟只有燕子、麻雀、布谷，以及喜欢在田里的“牛屎卧子”——即白鹭、牛背鹭等鹭鸟，和喜欢守在水塘边捕鱼、经常会被赶走的翠鸟），我对伯劳的认识，更多是在大学里，在古典文学的诗词中获得的，那时我已经离乡下很远了。是“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是二十几岁时忧郁的爱恋，寄托于乐府的绮丽和哀愁之上。是要到现在，领悟到伯劳是如此常见的鸟，领悟其棕红与漆黑相映的羽色之鲜明，才能意识到过去诗人的起兴，是怎样一种出于自然的写实。开始学习看鸟之后，世界折叠的一部分褶皱向我展开了一点点，在那里面有一个深邃丰富的世界。我也记得几年前在这条路上所感到的无力感，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也是去外婆家，回来时在这里的小鱼塘前，看见一只白鹭被鱼塘里的网钩住了。这是附近村子里唯一一个有时会在鱼塘上空张捕细网阻拦小鸟的人家，不过那时它并不是被鱼塘上空的丝网钩住，而是被堆在鱼塘里面一坨蓝色的尼龙网钩住了。它振振翅，想要飞走，却又始终飞不走，只得又站在那里停歇一会。那时我带着两岁多的小孩，害怕他掉进塘里，没法走过去查看，回去后，因为落雨，又没有办法走到鱼塘中水较深的地方，便歇下了。第二天，当我终于克服畏难的心理，走到水塘边查看时，白鹭已不见踪影。不知是自己挣脱了飞走，还是被人看见捉住了。我为自己不能及时来查看，使事情这样发生而感到难过。在那时，我已感觉到自身与家园的割裂，我所看到、所感觉到的，与仍旧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是如此不同，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何意义呢？似乎确定无疑的是，我是一个悬浮在外的人，终将会离开这里。
到了外家，外婆这次没有下床，这些天妈妈已经每天扶她出去走过了。我靠在床边，看他们看了会儿电视，外婆看上去只是在发呆。没过一会儿，外公又问起我家在哪，是不是在北京城里。我感到懊恼，仿佛是一瞬间，失去了回答的耐心，对在旁边忙活的妈妈说：“我家爹爹哦，老是问我家在哪，这要是别的人我都要生气了！”妈妈说：“你这家爹爹也是的，外孙女儿跟你讲话老不信！”
没过多久，我便拿起相机，说要去外面走一会，拍一会照。从相机里看大坝子对岸蓊暗的竹林时，几个邻居从下面走上来了，其中一个就是那问我孩子老家是哪里的。他们停下来，问我：“你那相机拍照可好看哎？”我退却地说：“还行，我只是拍着玩！”害怕他又要问我孩子的事，只是给他们看了眼相机里刚刚拍下的照片，我就赶紧又接着拍起来。他们便继续往上走，去他们要去的人家，只我一人走到塘埂更深处，到了没有人的地方。西边天上，太阳已落到远处黯蓝的重山顶上，很快就要沉没下去，此刻将天际线旁染得一片长长的粉红，已经可以用眼睛直视了。风不再炎热，一水之隔的坝子那边，竹林里传出鸟雀的呼鸣。我静静站着，看着绿色的田野和一杆一杆向前无尽延伸的电线杆，远处村子里三三两两散落的人家和树，以及最远处重山的屏障。是在悬置中啊，然而这田野的风景，终究使我感到安慰，那是我来自其中的牵引。怀着一种希望有朝一日田野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以及其他生灵可以有一种更好的、更与自然和平等相符合的生活的渺茫愿望，太阳很快掉到山那边去了，天空还有最后一抹柔红，我往回走，看见妈妈已经走下去，几乎走到了二坝子，原来打算再进屋和外公外婆打一声招呼，也便没有再过去，而是跟在妈妈后面，远远回家了。一面想着，不进去再打一次招呼，不知道外公外婆会不会生气？果然到家后，妈妈说我最后没有进屋跟外公外婆打招呼，他们生气了。在那时也使我感到气闷，认为是妈妈用她在意的事情来影响我，使我感到愧疚。直到很晚之后，我才终于不再为这件事而攻击自己。
是要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能够在悬置中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离开和回来的我的幸运。只能停留在此处的人，背负的又是怎样一种无法挣脱的命运呢？詹姆斯·伍德在文章的结尾中说，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多年前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决定在当时却无丝毫重要的象征，直到漫长的时间过去后，它当时的征兆才显露出来。这跨越漫长时间的领悟，实际上构成了人的一生。我在小的时候，也從未想到后来的我们会那样彻底地离开，虽然追求一种别样的生活，已经在很早之前便经由父母的允许与祝祷，刻进我们的脑海中了。那时每逢夏秋，我们都要下田割稻、打稻，这是小孩子在乡下所做的最为辛苦繁重的农活，出于一种强烈地希望子女将来能够摆脱这种绝望的命运的动机，割稻打稻时，父母曾无数次咬牙教育我们：“要好好念书！不好好念书明朝二回就只能家来种田！”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后来迅猛的改革开放，两代人的命运由此改变，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将离开，无论是否好好学习。然而道路仍有千差万别，我们在那时已经感受到贫穷的生活和无尽的体力劳动所带给人极其苦辛的压迫，于是决心要好好学习。那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事，只是如同迪迪埃和詹姆斯，我们在当时也全然不知，这是一条真正通往告别的路。这离开甚至是从我们上学时起就逐渐开始的，从村子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再到县城的高中，最后是离开省份的大学。而那时我们对此毫无察觉，不知离开便意味着永不能像当初一样回来。直至如今，一次次的返回与离开，感受到那身处其中的疏离、安慰、孤独、残缺与伤痛，或许，也包括为心灵注入可以稍稍站立起来的勇敢，用自己所能有的方式做一些事情，便是完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