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市区以北一公里的江海路两侧，有个路口标示：飞鹫路。这个路名是为纪念抗日烈士陆飞鹫起的。也许人们知道陆飞鹫的名字，但不一定都知道他和他的同胞兄弟共赴国难的故事。
奋起抗日 投身学潮
陆飞鹫于1909年5月出生在海门县平山乡官洪村二组（今常乐镇官公河村）一个地主家庭，兄妹7个，排行老二。小时候陆飞鹫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中学、高中毕业直接考入了上海私立大陆大学，后又转入北京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政治系学习，1931年华北大学毕业，被留在该校图书馆工作。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从中吸取了很多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华北大学进步师生自动组织“抗日救国会”，陆飞鹫任会长。他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联合北京其他一些大学的“救国会”，与各地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奔赴南京，向国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抵抗日军的侵略，夺回被占领的土地，拯救被蹂躏的同胞。可是，反动当局不但不接受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对着游行队伍横冲直撞，还逮捕爱国学生。陆飞鹫幸亏在群众的掩护下，躲进路旁一户人家的一口寿材里，才未被宪兵发现。陆飞鹫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触怒了学校当局，不久被解雇回家。
建立武装 保卫家国
1933年秋，陆飞鹫经表姐夫金士成介绍，到南京中南建筑公司任总账会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本侵略军轰炸南京，南京城乌云密布，炮火连天，百业凋敝，陆飞鹫弃职回乡。出于捍卫祖国尊严、民族独立的一腔热忱，这年年底，他参加了国民党海门县常备队，被委任为县常备队参谋。1938年3月21日，日军第一次侵犯海门，国民政府海门县政府县长魏湛元带着一班人马弃城逃亡，躲在江家镇。陆飞鹫对临阵脱逃行为无比痛恨，于是，趁此机会动员了一部分常备队队员脱离了县政府，把枪支弹药丢在茅镇一个大地主的宅沟里，计划待时机成熟，再打捞武器，组织抗日队伍。
日寇侵占海门一个多月后，由于兵力不足，又撤回南通。这时，陆飞鹫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抗日部队，起名“联合自卫大队”，自任大队长。他们悄悄地到茅镇那个大地主的宅沟里打捞枪支，迅速把部队武装起来。因为人多，枪支不够，就组织队员到附近一些地主家去借枪（实为缴枪）。可是这支“联合自卫大队”大部分队员的革命目的性不够明确，部队内部思想不统一，建队一年左右便解散了。
陆飞鹫深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一心要建立抗日武装，1939年夏，陆飞鹫参加了驻扎在余东镇的国民党南通县常备二团朱永寿的杂牌部队。他在部队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读书会，名叫“改造社”，秘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抗日力量。
1940年5月，在江家镇一带活动的国民政府海门县政府县长郑枢俊逃跑，由季强成接任。陆飞鹫脱离了朱永寿部，前往江家镇，被任命为海门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秘书兼县政府第三科科长。1941年10月，我们党领导的通海行署成立，陆飞鹫任行署秘书兼行署法院院长。
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使陆飞鹫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越来越坚定，1943年初，陆飞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1943年4月，日伪军发动对苏中四分区“清乡”，为了保存实力，通海自卫团（又名“汤团”）经中共华中局批准，有组织地打入敌人内部。“汤团”驻扎在海门茅镇时，陆飞鹫由党组织安排派到“汤团”团部任秘书，住在茅镇徐双成花行楼上，负责联络工作，并在茅镇郁再邦布庄的香楼上，设立秘密联络点，保持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他还寻找机会到伪军中去搞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日伪军，争取抗日力量。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汤景延团长的“公馆”里，设立商业机构“协记公行”（名为商业机构，实为团部的秘密联络站），由陆飞鹫和另一个同志在那里管理日常事务。 这段时间，陆飞鹫一心建立武装抗击日寇的坚定志向，深深感染了他的大哥陆飞鸑（1901~1968），所以陆飞鸑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弟弟陆飞鹫做送信联络工作。
1943年9月26日，“汤团”奉命从敌人营垒中破腹而出，拉回解放区后，陆飞鹫离开“汤团”，在通海地区坚持对敌斗争。陆飞鹫的名字威震敌胆，敌人时刻在窥视着他的行动，并在他家周围布设密探，千方百计要抓捕他。1943年的一个冬夜，陆飞鹫回到家里，只停了半个小时就离开，可是刚离家不久，长兴镇伪军便追到他家里，敌人未抓到陆飞鹫，便把他的父亲抓去，关押在据点里。敌人用欺骗手段想从他父亲口中探听陆飞鹫的行踪，结果一无所获。陆飞鹫听到父亲被敌人抓去的消息，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到长兴镇伪乡长和常乐镇北一个和日本人交往甚密的沈某某处，警告他们务必迅速地把他父亲送回家，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没几天，陆父果然被释放出来了。
拒绝利诱 英勇就义
1944年初，海门一、二区合并，称为汇通区，陆飞鹫担任区长。这年4月7日上午，陆飞鹫在搭连镇西北沈家宅召开区乡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7人，会议主要布置征粮工作。下午3时，由于坐探告密，敌人包围了沈家宅，情势十分危急，这时黄建新带领区小队从正面突围，陆飞鹫和通信员从后宅沟撤退。陆飞鹫不会水性，趟过宅沟后就躲在油菜地里。结果被日兵搜索时发现，不幸被捕，押送到海门茅镇据点，关押在日军警备队的地牢里。敌人知道他是汇通区区长，文武双全，能量无穷，对他威逼利诱，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获得我党我军的情报，并为其所用。陆飞鹫坚贞不移，恼羞成怒的宪兵，原形毕露，严刑拷打，但陆飞鹫坚强不屈。被押期间，汇通区策划营救，陆飞鹫知道后，坚决劝阻，以免同志伤亡。陆飞鹫的一个寄娘是常乐镇名士沈友兰的侄媳妇（小名叫催郎），她央求沈友兰出面救救陆飞鹫，沈友兰答应去试试。沈友兰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是地方名流，他见了陆飞鹫，说明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保他出狱。陆飞鹫一口拒绝，说：“写悔过书？何过之有！赶走入侵强盗，保卫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有过吗？”接着向沈友兰宣传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道理……事后，沈友兰讲起陆飞鹫在狱中情况，由衷钦佩他的民族气节，钦佩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泄露半点组织秘密这种大无畏英雄气概。
陆飞鹫被关押的日子里，叮嘱来探望他的妻子施占玉（1912—2015）说：“转告部队放弃营救，免上圈套，免得伤亡。家里也不用托人求情，日本宪兵不会放过我的。你要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转告我的几个兄弟，不管怎样，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深明大义的施占玉一一答应，并以一生艰辛，分外出色地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1944年4月26日深夜，陆飞鹫被丧心病狂的敌人秘密杀害于茅家镇狮山脚下，时年36岁。
陆飞鹫牺牲后，根据地军民召开追悼大会，出版专刊，沉痛哀悼。解放初，烈士被捕所在地改称为飞鹫乡。
前仆后继 义无反顾
陆飞鹫牺牲后，杀寇报仇的烈火在烈士兄弟的胸中熊熊燃烧。烈士的三弟陆飞鹤（1917~2000），16岁就外出当学徒修汽车，后在银行开车。知道二哥被日本鬼子杀害，仇恨满腔，去抗大学习，解放后在长航三厂（后改称金陵船厂）工作。四弟陆飞鵠（1919~2006）也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党，在柳州地区财政局工作，退休后享受离休待遇。小弟陆飞鸢（1925~2004），受二哥的影响，于1944年3月加入新四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新四军抗大苏中公学、新四军一师师部测绘室、苏中军区司令部测量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苏北苏南军区司令部工作，解放后在苏南军区司令部任首长秘书。后曾任海军干部部组统处干事、海军快艇16支队干部科长、旅顺快艇基地政委、六机部直属469厂革委会主任、温州水警区后勤政委等职，直至1982年离休。
革命战争年代，抗日烈士陆飞鹫同胞弟兄五人，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投身革命事业，真可谓：同胞弟兄共敌忾，满门忠烈赴国难。
（感谢陆治平、陆玖、张琰为本文提供素材）
